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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私家侦探自曝真实经历

作者:南宁私家侦探 时间:2018-09-07 来源:www.rongnu.cn

    南宁私家侦探魏武军出川了。他走到哪里,哪里就会有人提心吊胆:生怕自己不知不觉成了他的调查对象。
    最近一个月里,魏武军出没在长江三角洲,今天镇江,明天杭州,一转眼又到了南京……这位出身南宁的“福尔摩斯”打算立足上海辐射江浙,因为这里的单子多得接不完。5月15日,趁着魏武军返沪的十几个小时,屡屡延宕的采访终于得以进行。
 
    ■被称“二奶杀手”,不觉得有什么不雅
 
    记者:早就听说你的诨名是“二奶杀手”,这名字是怎么来的?你对此不反感吗?
 
    魏武军:怎么来的?还不是记者给起的!不过我对这个绰号并不反感,因为它符合事实。在我接的委托中,80%左右都涉及家庭婚姻问题,这反映出群众的需求。我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有什么不雅。
 
    记者:贝克街的福尔摩斯好像很少牵扯于男女私情,而你这位“中国福尔摩斯”老是围着“婚外恋”、“第三者”转,不觉得层次太低吗?
 
    魏武军:首先要声明一点,我从来没有称自己为“中国福尔摩斯”,这也是记者的语言。至今我仍旧崇拜福尔摩斯,但也要看到,他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。现实生活本来就是琐碎的,你可不能小看家务事,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够在事业上左右逢源,但遇到了真正麻烦的家务事,也许就一筹莫展。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。
 
    金钱不是万能的,特别是在应付家务事上。比如说有人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初恋情人再次“来电”,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,他即使再有钱花天酒地并不能阻止疑心病的发作,更不能靠把钱送给妻子或者自己设想中的情敌来解决问题。只有悄悄找出事情的真相,才可能治好自己的心病,才可能让这个尴尬的家庭重新拥有欢乐。所以,我从来不小看自己的工作。
 
    记者:老百姓厌恶“包二奶”,他们也同样痛恨腐败,你不想为反腐做点儿贡献吗?
 
    魏武军:其实早几年我也办过几件反腐案件,揪出过几条“蛀虫”,一度还在当地造成不小的影响。不过总的说起来这类委托办的数量太少。原因很简单,也很现实:我办案需要委托人委托,需要他们提供经费;而一般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有活路了,是不会掏钱雇侦探来反腐倡廉的。
 
    ■收费一年翻一番,依旧应接不暇
 
    记者:你接受委托的收费是多少?
 
    魏武军:去年的价格是,凡是要用车或有危险的,南宁本地6000元起,外埠10000元起。今年这个价格涨了一倍。
 
    记者:为什么价钱涨得这么厉害?!
 
    魏武军:价格是调节供求的杠杆呀。目前我几乎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,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,连续几年都没有休假了,即便如此,我也只能接受十分之一的委托,没办法,分身乏术。
 
    此外,调查的开支确实也不少。如果一个委托的收费少于5000元,100%是要亏损的。海外一些同行也跟我探讨过收费问题,很多地方采取的是按小时收费制。我不能这么做,因为这样一来开出的常常会是十几万的天价,老百姓根本承受不了。
 
    有些委托根本就是社会效益。我的委托人中曾经有过一位医学院女教授,结婚20年双方从未红过脸,但有一天丈夫突然提出离婚,因为他在外面“有人”了。那位教授委托我调查那个“第三者”是否还有其他的“勾搭”,想找出点什么来使丈夫回心转意。调查的结果是那个“第三者”没有另外的“猫腻”。女教授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,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我在三年时间里几乎与她通了上千小时电话,终于慢慢解开了她的心结。最近听说她在炒楼花,完全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
 
    记者:那这件委托你不是大亏特亏了?
 
    魏武军:是呀。我母亲就得的精神分裂症,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医生给她诊治,都没有什么效果。我知道怎样才能救那位教授,那就是让她开始恨自己不忠实的丈夫,只有这一个办法。既然知道了,我就得救她。
 
    ■生意再好,也不会扩大规模
 
    记者:你刚才提到因为分身乏术,90%的委托你都回绝了,照你这么说,开出20000元的价格还是有价无市。你为什么不多招一些人呢?
 
    魏武军:1993年在南宁时我登过一个招聘广告,一下子来了400号人,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,还有近百位军队退役人员。
 
    不过,这400号兼职人员如今只剩下了一位律师。侦探并不是人人可当的,职业道德是第一道门槛,还要有方方面面的素质。说实话,那些退休的公安干警并不很得力,他们都习惯于大兵团作战,似乎掏出证件就会把对手吓得坦白交代。我们的调查绝不是那么回事,常常是单车长途跟踪,也没有任何的权威,需要的是低调。
 
    如今我们的事务所一共不到10个人,能够独当一面的也就是我一个。我的父亲曾是高级干部,所以我对上层了解得很清楚。我15岁当兵,又了解了中国的农民,因为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。从军事院校毕业后我又做过记者,拍过影视剧,甚至自己也学过表演。做侦探最重要的就是熟悉三教九流,我有这样的阅历和见识。
 
    生意再好我也不会扩大规模,虽然我现在登个招聘广告,来的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。侦探在中国毕竟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,这股力量的壮大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全中国至今只有三家私人侦探社,私人侦探是一把双刃剑,被恶势力利用的话后患无穷。我要将这把剑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 
    ■960多件委托,成功率是99%
 
    记者:从你1993年3月在南宁开办“协力民事事务调查所”,一晃已经8年多了,你一共接了多少个案子?侦破率是多少?
 
    魏武军:千万别用“侦破率”、“侦破”、“侦查”之类的词儿,这都是我的忌语,我只是在做“调查”。在我的工商执照上,法定的经营范围就是“民事调查”和“经济信息调查”。
 
    8年多我一共做了960多件委托,毫不夸张地说,成功率达到了99%,因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遇到了挫折。而这几件之所以失利,几乎都是由于委托人自身原因造成的。比如说去年我在上海接过一个委托,委托人要我了解一个人的行踪,并表示他肯定还在上海。我们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情况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监视,却一无所获。最后还是委托人认识到对象可能已经出国,自己提供的线索有误,提出放弃调查。
 
    ■涉及隐私,两害相权取其轻
 
    记者:对于你从事的侦探职业,社会各界一直存在着争议,对此你是怎么看的?
 
    魏武军:所谓的争议其实就是一句话,既得利益者大多反对,老百姓一致欢迎。那些反对者并没有说出真正的理由,那就是:我让他们担心了,担心见不得人的事情暴露于太阳底下。
 
    记者: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,你的调查行为,无法避免会与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冲突。说老百姓一致欢迎,是不是有些夸张了?
 
    魏武军:好多人都提出过隐私权的问题。个人隐私当然受到法律的保护,可前提是你的隐私本身没有违法,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。合法婚姻关系也受法律保护,那些“第三者”或者“包二奶”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合法婚姻,对他人造成了损害。我所做的就是揭示事实的真相,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。
 
    记者:你的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,不过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,委托人要求你去调查配偶的婚外情,你的调查表明对象是清白的,但在调查过程中你有意无意地了解了他(她)另外一些“无害”的隐私。这算不算侵害了他人的隐私呢?
 
    魏武军:(沉吟)这应该算侵犯了他人隐私,我承认。
 
    对于这种情况,我觉得可以用上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这句话。我是调查对象配偶的合法代理人,我的工作可以解除这个家庭中的猜疑,维持它的圆满;作为代价,调查对象暴露了一些隐私。问题就是,你是要这个家庭呢,还是要维护你的隐私?
 
    何况我们有严格的终身保密制度,委托人的任何个人资料都不会有丝毫的泄漏,至于与案件本身无关的调查对象的隐私,我们也会妥善地加以保护。
 
    ■没有侦查权,只行使调查权
 
    记者:可是依然有这个问题:谁给了你进入他人私生活的权力?有一些学者提出过,从法律上来说,中国的私人侦探并不拥有“侦查权”,你对此怎么看?
 
    魏武军:我从来没有穿红颜色的衣服,你却指责我穿这件红衣服不好看,这是不是很荒唐?
 
    这就是那些专家做的事情。我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拥有“侦查权”,因为这是国家赋予专门机构的特殊权力,而我行使的仅仅是最基本的公民权,我只拥有调查权。很难想象,一位妻子想去调查一下自己的丈夫是否忠实,那些专家就去质询她有没有“侦查权”,这不是开玩笑吗!而我,就是这位妻子授权的代理人。我可以同那些所谓的专家当面辩论,坚信他们不会有胜出的机会。
 
    正因为我没有“侦查权”,所以我采用的都是合法手段和器材,像我的摄像机就是在南京路第一百货买的家用型号,照相机也就是普通的傻瓜机。之所以不用那些高科技手段,除了条件限制以外,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有关规定,我非常非常谨慎,可以说不敢越雷池一步,只有这样才能无所畏惧。
 
    ■从未与公检法冲突,吃的不是一碗饭
 
    记者:在你的调查过程中,有没有和公检法机关发生过冲突?
 
    魏武军:从来没有。我们吃的不是一碗饭。一个人怀疑自己的配偶有外遇,想知道是不是那回事,公安部门可能立案吗?而他(她)的这种想法和要求也是正当的呀。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嘛,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机构和服务,去满足客观存在的需求。
 
    我和公检法机关从来没有冲突,相反还有合作。比如说有一次在云南某地,公安机关迟迟没有抓获通缉中的诈骗犯罪嫌疑人,被害人为了追回自己的损失,委托我进行调查。我把嫌疑人的狡兔三窟摸得一清二楚之后,把资料交给委托人,再由委托人督促公安人员顺藤摸瓜,前去抓捕。连通缉犯住在哪里都知道了,公安机关再不作为也说不过去了吧。
 
    我和这些国家机器的合作都类似于此,通过委托人为枢纽,从来没有直接的合作。我们吃的不是同一碗饭。
 
    记者:经营8年,你上过税吗?
 
    魏武军:我主动缴税。
 
    记者:国家相关政策并没有对私人侦探业开绿灯,这些年来你有没有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?
 
    魏武军:没遇到什么大问题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非常谨慎小心,没有落下什么把柄和口实。
 
    ■我是不是骗子,你自己判断
 
    记者:你要甄选自己的委托人,标准又是什么呢?
 
    魏武军:第一条标准是合法。我们接受委托调查婚外情时,首先就要核实委托人与调查对象本身有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。整个调查所只有我才能与客户联络,由我来把关,因为我不希望自己被他人的恶意利用。
 
    第二条标准当然是看委托人能否提供经费和必要的线索。此外,我一般不会接手调查那些已经被惊动了的对象。调查对象一旦警觉,并且采取了反调查手段,我们工作的难度就会增加十倍。
 
    记者:你的身份和职业决定了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,因为你要保护委托人的隐私,我无法对你说的事例进行核实。那么,万一你是个骗子呢?
 
    魏武军:(笑)我没有办法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,只能证明我骗术高超。
 
    我在所有向媒体提供的素材中使用的都是假名。以前有个媒体的主编提出过同样的顾虑,他一再要求我提供核实的机会。我考虑了再三,给一位委托人打了个电话,要求他在电话里向那位主编证实。虽然那位委托人当时勉强答应了,但事后很生气,因为我打扰了他重新平静下来的生活。我十分后悔,所以我不会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。
 
    我是不是骗子,由你来判断。
 
    ■ 魏武军
 
    1954年生。
 
    15岁参军,17岁入党,19岁任侦察排长,21岁任侦察参谋,24岁进入军队院校学习作战指挥。
 
    29岁转业后从事影视制作,曾任境外媒体记者。
 
    1993年初创办私人侦探所。
 
    自我评价:社会经验极其丰富,具有非凡的洞察力。
 
    (资料来源/魏武军私人侦探所主页)
 
    ■ 魏武军私人侦探所
 
     原名南宁协力民事调查所,魏武军1993年初在南宁注册。已受理各类民事调查委托800余件,案件总成功率达96%以上。国内二百余家媒体先后予以报道。
 
    业务范围自述:
 
    秘密调查配偶外遇、“包二奶”:这是我们受理最多的案件,也是我们最有把握成功的案件。
 
    商务及银行信用调查;人事调查;寻亲觅友;保险诈骗调查;员工忠实调查;子女行为调查;仿冒名人及名牌产品调查;犯罪记录调查;车籍调查;电话装机地址调查;党政官员腐败行为调查等。
 
    冤假错案调查(党政司法机关已有明确决定、裁定、判决之后)。
 
    总之,凡现行法律未明令禁止的调查代理我们均受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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